曹本熹

一生“四次创业”

1946年，曹本熹从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受命筹办化学工程系。经过三年奋斗，新中国成立时，成立时间最短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已经是全国最大、实验条件最好的化学工程系，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也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系科。

1952年9月，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创立，曹本熹又带着大家从头开始石油工程系的创业。

1953年，在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曹本熹担任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教学筹划，成为北京石油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年轻时期的曹本熹

1963年，在我国核燃料工业技术攻关的关键时刻，曹本熹再次服从组织安排，调入核工业系统，任二机部二局（核燃料局）副局长兼化工总工程师，此后，一直到1983年病逝，他都在核工业系统工作。20年间，他参与组织领导核化工领域一系列重大科技攻关，满足了核武器研制和核材料生产的需要，为核工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生最大的幸运是做曹先生的学生”

作为高等院校的系主任、副院长，在担任行政职务的同时，曹本熹依然坚持不懈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还经常亲自出考题。这些考题他自己要试做两遍到三遍以确保准确无误才出卷。而他教过的学生，多年之后还非常感念恩师的耐心栽培。

曹本熹在北京石油学院带的研究生郑远扬，曾在恩师诞辰95周年前夕，给曹珏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诚挚地写下了这句话：“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是做曹先生的学生。”

郑远扬攻读化工研究生时有一门化工数学课，曹本熹要求学生们采用自学与讨论的方法完成。对于大学只学过微积分的郑远扬来说，这门课的数学内容有些艰深，自学起来很是吃力。曹本熹知道后，每周单独给他补一次课，地点就选在自己家里。

郑远扬还记得老师家的书房里，向北的窗下放了一张老师和师母共用的旧双人书桌，占了书房的大半面积，屋里还有一对中置茶几的小沙发。每周一下午，在这个书房里，曹老师耳提面命“一对一”教他。而当时同为北京石油学院老师的师母为了给他们腾地，只能到图书馆或者实验室去备课。

曹本熹（中）和北京石油学院科研处成员合影

“搞学问，还是曹本熹高明”

1962年，时任二机部二局局长的白文治同时收到了两份担任该局总工程师的推荐人选档案，一份来自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一份来自石油部。双方推荐的人选都是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生，当时也都是负有盛名的化工专家。白文治看了档案以后，一时难以抉择。

后来，他去请教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何东昌。何东昌向他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说了最关键的一句话：“搞学问，还是曹本熹高明。”1963年，时年48岁的曹本熹来到二机部二局。

最后的日子仍尽力完成挂念的工作

1980年以后，曹本熹的身体日渐虚弱起来，但直到1982年秋天，发现便血，他才去医院检查，医生确诊为直肠癌，动了手术。为了不影响工作，做完手术后不到半年，曹本熹便不顾医生的反对，还未恢复便回去上班了。他照常翻阅文献搞研究、参加论证会讨论技术路线，为了接待外国专家自学德语，忙得像个陀螺，仿佛一点都没把病情放在心上。

曹本熹在办公室

但是到了1983年年底，曹本熹的病情急剧恶化，在昏迷中离开了人世，没能再看家人一眼。

曹珏说，生病后的父亲从来没对家人和来探望的人，提过一句身后事的话，最后的日子也没有留下对家人的嘱托，只是尽力完成了他挂念的几项工作。

妻子的晚年

曹本熹的去世对于妻子魏娱之打击非常大，几十年风雨相随的亲密伴侣骤然离世，她伤心到了极点。后来，魏娱之振作起来，开始积极参与关爱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公益活动。她还把与丈夫仅有的2万元积蓄，一半捐给了中国老龄委员会，一半捐给了北京月坛街道民政科用于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福利事业。曹珏说，母亲这样做既是为了完成曹本熹的心愿，也是对丈夫生前受病痛折磨的一点儿安慰。